捧过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的奖杯、沐浴了第66届悉尼电影节展映的荣耀,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奉俊昊导演披上《寄生虫》一路来的辉煌直奔奥斯卡小金人而去,在外界普遍认为《1917》将拿走奥斯卡最佳影片时,《寄生虫》成为了一骑迟到的黑马,角逐奥斯卡小金人的归属,经历一场场惨烈的厮杀,最终尘埃落定,成功翻盘。

但随着掌声和鲜花而来的是不绝于耳的质疑声,有人说《寄生虫》能获奖完全是政治正确的因素,也有人指责影片逻辑漏洞太多,名不副实,更有人言,影片是以“描述底层的丑陋与真实”来吸引欧美评委的青睐,降低了艺术高度。

而作为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电影,像近年来大多优秀的韩国电影如《燃烧》、《玉子》一样,《寄生虫》依旧诚实地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将矛头对准了脏、乱、差的底层生态背后的阶级固化等问题,展现非同一般的人文关怀。

但与《燃烧》、《玉子》相比,《寄生虫》的整体格局显然更加巧妙,故事性强,利用出乎意料的反转情节来构造悬念,在有限的故事框架内利用高明的叙事策略和镜头语言把一个并不新颖的题材大放异彩,做到了艺术与娱乐性的有机结合。

今天,我便从电影艺术手法的角度出发,以整体叙事结构框架、镜头语言两个方面分析《寄生虫》背后的故事结构、影片内容的寓意和隐喻,以及揭示奉俊昊对人性、阶级的思考。

经典因果式线性的叙事结构,成为影片坚实的艺术骨架

因果式线性结构是以故事因果关系为叙述动力、以线性时间戏剧化展开故事的一种经典电影叙事结构,少用闪回、插叙,叙事链单一,故事可多线索发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其最基本的模式特点,《寄生虫》的整体叙事结构便正是遵循这样的模式。

开端——交代影片事件起因、设立悬念吸引观众。

影片一开始,便将大量的镜头对准了生活在一个潮湿、肮脏、遍地害虫的半地下室的金家,带给人们一种清晰的底层生活状态印象,而紧接着,金基泽的儿子金基宇得到了去富人朴家面试做家教的机会,而当金基宇面试成功并萌生将全家都介绍进这个富人家庭,一场寄生大计便由此开始。